摘要: 网络匿名表达权是公民通过网络匿名或使用假名针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而不受非法干涉的权利，具有宪法权利的属性，受宪法保护。
他审查了《巴黎条约》和《富瑞克法案》，而没有发现任何将波多黎各合并到合众国内部的承诺或暗示。[100]然而无论如何，在这场帝国与共和国的交锋中，契约理论败给了扩展理论，至少在判决结果上如此。
然而必须明白的是，这种幸运的结合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和风险——因为关于人类政治社会的每一个美妙构想都有其自身的成本和代价。1898的美西战争被认为是美国历史的转折点。[60]最初，美国政府在当地采取了军事统治的形式，随后，国会针对这些岛屿制定了法案，在这些海外领地上建立起了文官政府——但无论如何，美国显然没有直接将联邦宪法适用于这些新领地，无论是在政治权利还是在经济关系上，国会为它们制定的法律都与联邦宪法有所出入。显然，布朗大法官站在光谱的帝国主义一极上：无论出于何种考虑，他在政治上支持麦金利总统及国会的扩张政策。于是，怀特将富勒等人的异议转换为了以下观点：某块土地一旦被取得，就必须被给予州的地位。
第三，我们不能把这些岛屿搁置不管，因为自治政府（self-government）不适合它们，如果允许它们自治，这些岛屿上很快就会出现比西班牙更糟糕的独裁和暴政。[117]一旦带着这个问题再次审视斯科特案，就会发现美国内战前的坦尼法院正面临着巨大的危机。第一，审理时就发现当事人已经对前置行政行为另案提起行政诉讼且尚未审结的，法院应当中止审理。
《行政许可法》第31条规定：申请人申请行政许可，应当如实向行政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第4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由此可见，国务院部门规章不具备许可设定权。如果限于法律审，则将作出相反的裁判。
5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这种疑虑并非多余。此外，国务院在组织清理规范性文件过程中可以发现抽象行政行为存在的问题并予以解决。
二、受案范围：抽象行政行为可诉性的障碍及司法对策《行政许可法》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和对行政许可事项进行监督检查，不得收取任何费用，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笔者认为，除非明确知道，否则法院在认定知道或应当知道的基本事实上，只要存在不确定因素，就应作出否定判断。这完全符合《行政诉讼法解释》第56条第6项的规定，实践中也有类似做法。同时，我国《国家赔偿法》及行政诉讼配套制度对此的规定也处于缺位状态，因此如何依法补偿、补偿的数额及诉讼时效如何确定等诉讼中的实际操作问题很难把握。
同时，该法第34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3] 国务院各部委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要向国务院备案，国务院通过备案审查可以发现规章中存在的不当或违法问题，从而加以纠正。在对行政机关撤回、变更行政许可行为的审查方式上，实践中的惯常做法是，通过法院组织案外协调或者由当事人自行协商达成案外和解，原告撤诉，而被告给受到财产损失的原告以一定程度的补偿。拆迁人申请办理房屋拆迁许可之前，必须具有所在地计划委员会建设项目立项批准行政行为、土地管理行政机关领取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行政行为（或办理土地使用权证）及城市建设行政管理机关（如规划局）的城市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行政行为，我们统称其为前置行政行为，只有三个前置行政行为具备，方可申请办理房屋拆迁许可证。
笔者认为，法院应当通过积极行使自己的法律适用权，最大限度地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进入专题： 行政许可法 行政诉讼法 。
申请人提交的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行政机关能够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首先，只要当事人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因相关行政许可行为造成损失或影响，无论是基于民法的、基于行政法的还是基于其他部门法的利益，无论是直接损失还是基于信赖利益的损失，法院均应从最利于保护相对人的权益的角度出发作出判断，给予其以充分的诉权保护，避免造成救济真空。
（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规定。然后由当事人对拆迁许可证的前置行政许可行为进行诉讼，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前置行为违法，则判决撤销该批准行为或者确认该批准行为违法。[7]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解释》）第12条的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根据《行政许可法》第15条第1款规定，本法第12条所列事项，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行政许可。此处要讨论的是针对多个审批环节的行政许可诉讼，即行政许可连环诉讼的裁判方式。复议决定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法定起诉期限的，适用前款规定。
房屋拆迁行政许可行政行为是一种复合行政行为，即一个具体行政行为包含着另一个或多个具体行政行为，且后一个具体行政行为是以前一个具体行政行为为前提。所谓实质审查，则是指行政机关不仅要对申请材料的形式要件是否具备进行审查，还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是否符合条件进行审查。
当然，判断是否能够完全排除实质审查潜在意义，有时亦非易事。（三）要求主管行政机关依法追究加害人法律责任的。
但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制度只对前三类作出明文规定，对第四类行政争议的提起人是否具有原告资格并无明文规定。以房屋拆迁行政许可行为为例。
三、原告资格：法律上利害关系界定的缺失及司法对策在行政许可案件的司法审查中，原告诉讼主体资格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它意味着起诉人能否迈人行政诉讼这道门槛，是保护起诉人实体权益的前提条件。考虑到《立法法》对规章与上位法的冲突适用已经有所规定，笔者认为将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纳入行政诉讼范围是比较合适的。对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20年、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5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因此，有必要将部分抽象行政行为尽快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但是另一方面，行政许可行为在权利人的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应当作出均衡选择，对于权利人的个人利益不能过分地剥夺，正因如此，也应当有实质审查的例外。其次，关于补偿的原则，一般有合理补偿、适当补偿、充分补偿以及相应补偿等形式，笔者赞同采用相应补偿方式。
[4] 《行政复议法》第7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下列规定不合法，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时，可以一并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对该规定的审查申请：（一）国务院部门的规定。二是财产损失与变更或撤回行政许可必须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即必须存在着因果关系。
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而且，由于抽象行政行为针对普遍对象作出，具有反复适用性，司法对抽象行政行为的无权审查，极可能导致不当抽象行政行为的侵害在一定范围内连续发生，使更多的相对人蒙受损失，其不利后果要比具体行政行为严重得多。
就行政许可而言，对于申请事项，如果相关法定条件及程序明示了行政机关仅需进行形式审查而非实质审查，那么只要行政机关已经进行了形式审查，法院就应当认定其履行了法定的审查职责。首先，这种情形与《行政诉讼法解释》第56条第6项尚未审结的规定并不吻合。因为原告不是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直接相对人，损害结果可能发生在最长法定起诉期限以外，法院很可能依照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以超出诉讼时效为由不予受理，这样，被侵害人的合法权益就被随意剥夺，得不到救济和监督。但是，实践中规范性文件数量众多、行政机关上下级领导隶属关系牵制等因素，导致上述监督机制很难有效地发挥作用，不可避免地存在行政机关之间为争夺收费权、许可权，推卸职责和义务，不顾法律权限和分工，随意通过抽象行政行为扩张本地区、本部门的权限，导致不同层级的规范性文件之间存在冲突、重复等不良状况。
第二，审理时未发现当事人对前置行政行为另案提起行政诉讼的，不应中止审理，而应审查后作出裁判。[2] 根据宪法、组织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
再次，未经公布的规范性文件不能作为审查行政许可行为合法性的依据，如果被诉行政许可行为根据这类规范性文件作出，法院就不能支持行政许可行为的合法性。但是在判决方式上，不应选择维持被诉行政行为或确认合法，而应选择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以便为相关行政诉讼的裁判留下空间，达成逻辑上的一致性。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笔者的观点是，在难于判断的情况下，如果许可事项可能涉及到相关人的重大权益，如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等，则行政机关应当担负起实质审查的职责。
